全面深化改革、法治中国、官员与互联网思维、结构调整、中国房价不会、户籍登记、对外援助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徐伟新：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徐伟新撰文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面对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当代中国人要在复杂严峻的风险考验中把握改革方向、把准改革脉搏、开好改革药方，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制度模式选择，可以是人的主观意志所为。但是制度模式能否行得通、通得久，最终由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合力决定。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相对于今天，这个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必然性、实践性、人民性。相对于明天，这个结果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和定力，是制度自信的源泉、定力和主心骨。有了这个定力和主心骨，在世界多样化的制度格局中，在全球化共同的场域中，在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我们将确立中国制度的独特地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

　　摘编自《光明日报》

　　【江必新：法治中国的实施纲要、内容与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江必新撰文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之“现代”，不仅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还在于一种文明模式的转型，更在于一种治理范式的转换。正是认识到了法律实施之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和决定均将法治建设的重心由立法转向法律的落实。

　　关于法律实施的十端分别是：第一，法律实施的核心标准是准确、全面、有效。第二，法律实施必须关注法律的基本价值。第三，法律实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利益导向机制。第四，法律实施需要全社会联动集成。第五，法律实施需要通盘考虑、整体推进。第六，法律实施需要全方位的机制建构。第七，法律实施要求改变执法思维、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法治能力。第八，法律实施要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第九，法律实施需要针对现实排难纠偏。第十，法律实施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

　　摘编自《北京日报》

　　【沈阳：官员群体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沈阳认为，互联网思维对社会的正向作用，不仅仅限于思想讨论层面，更已进入行为实践层次。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快、准、实、极致。互联网思维是包含着思维方法、技术方法、价值的统一体系。互联网思维开启了一扇新的实践指导窗口，提升现代治理能力需要借鉴、整合互联网思维，官员要善用网络，和时代同步，甚至需要激活超越时代的历史敏锐性，努力做到服务导向、草根视角、法治思维和人性关怀。

　　政务治理者需学习贯彻互联网思维，使政务信息获取和发布渠道多元化，从现实交往转向微博、微信，实现线下和线上均衡获取信息。政务治理者需践行网络群众路线，互联网思维用户至上的理念。政务治理者可利用互联网思维拓展网民参与的众包模式（号召网友自愿参与某个活动，充分的利用网友的力量内外结合达成目标），发动网民的力量来维护公共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政务推介作用，宣传旅游等部门可通过移动媒体进行政务推介。

　　摘编自《人民论坛》

　　【王建：三个模糊认识有碍结构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复苏，还是必须先有外需的扩张，才有国内生产的增长空间。虽然人们早已认识到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在今天已不可靠，虽然必须转向内需型增长的大调整方向早就被提出，但就是没有被认真实施，所以真正意义的结构调整直到今天并没发生，这就酝酿着很大的风险。

　　结构大调整被不断推迟，跟以下三个模糊认识有关。模糊认识一：认为经济下行具有合理性，是在向“长期内在增长率回归”。模糊认识二：认为资产泡沫的严重性大于实体经济，所以把防范风险的重点更多集中在地产和金融领域。模糊认识三：认为不能依靠消费拉动增长。

　　摘编自《北京日报》

　　【2014年中国住房市场(中期)报告：中国房价不可能会出现整体】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课题组（执笔人：倪鹏飞、邹琳华、杨慧、刘尚超）撰写的2014年中国住房市场(中期)报告说明，中国住房市场长期拐点尚未出现，短期下跌不可避免；居民需求热点由“有房住”向“住好房”转变，房价不可能会出现整体；供求形势由供不应求向结构性过剩转变，房价可能进入2至3年的调整期；住宅产业行业集中度会加速提升。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英：户籍登记依据可以更简单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英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要建立一种操作最简单、不含有身份歧视、能为社会经管提供准确信息的人口登记制度。从长远看，新制度的核心应该是居住地人口登记制度，即一个人登记为哪个城市和地区的人，主要标准要看他的常住地在哪里。这是一个简化户籍登记可资利用的标准。目前，我们还没有涉及居住的独立法规，给“常住居民”的认定及简化户籍登记带来了一定困扰。

　　新的户籍登记改革意见在操作上还不够简单易行。新的改革意见把城市分成几个类别，似无必要。例如，说要放开小城市的户籍登记，其实，所谓“放开”的意义不大。其实，大城市的入户门槛也可以简化，即主要按照是否拥有或稳定使用“合法标准住房”为核心条件，决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不论其原来是否为农民）能否由一地迁往另一地，而不论户籍迁入地的城市规模有多大。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罗建波：对外援助不是一种单方面的恩赐】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罗建波撰文称，2014年7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对外发布《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2010—2012年间，我国共计提供对外援助893.4亿元人民币。国内民众大多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不少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有些人认为，对外援助是一种单方面的赠与甚至是恩赐，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首先，对外援助有助于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支持。作为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援助不仅只是帮助受援国，同时也服务于我国国家利益及外交大局。其次，对外援助有助于我国商品和企业走出去，因而是实现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的一种重要形式。事实上，我国在非洲、拉美及部分亚洲地区的投资企业或工程承包企业，很多最初都是通过承担援外项目而走出去的。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应慢慢地提高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的比重，以体现我国推动发展中国家减贫与发展的善意及人道主义精神。最后，对外援助还有助于彰显我国的大国责任并提升我国的道义形象。